书籍，在后世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在没有雕刻印刷技术，造纸水平也比较落后的汉代来说，纸质书籍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汉代的读书人所读之书都是以抄写的方式得来的。往往一个原本，而后几十个人分别抄录。这样抄写起来很麻烦，所以在一些学院的启蒙教育中，往往强调背诵的重要。后世的老师们常说的两句话就是“好脑筋不如烂笔头”“读书百遍，其意自现”，其源头就在于古代读书人的这种背和抄的习惯。但这种方法也实在是太过麻烦，所以汉代的图书总量并不多。

在刘宇改进了造纸技术和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之后，书籍的制作已经成为了很轻松的事情。但刘宇并没有依靠制造贩卖书籍来赚钱，并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为什么不能，这里面也有几个原因。

其一，刘宇手中的藏书种类太少。刚才已经说过，汉代的书籍都是以抄录的方式传播的，所以市面上所能找到的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本书，益州虽然也号称人杰地灵之地，但到底是地处闭塞之地，益州的几个世家里的藏书也很是有限。第二个原因就是汉代因为书籍的总量少，所以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能读书的，并不缺书，缺书的又不太喜欢读书。汉代的教育比起后世的几个朝代要差上很多，全国五千余万人中，能够识得字的，也不足十万人而已。而且能够识得字，而且能够识文断字的，又多是出于一些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这些人并不缺书。而那些稍微懂点字的人，让他们去读那些经典，缺了人指导，也根本就读不下去。倒不是没有即识得字，又能读懂书的人，但这些人数量实在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三国时代出身寒族的多为武将，而文臣却几乎全部出身名门了。

而第三点，也是刘宇最忌讳的一点，就是用卖书来赚钱，非但无法收得天下士子之心，反而会弄巧成拙。汉代的阶级如何划分？士农工商。读书人是瞧不起农民，但如果比较起来，他们更瞧不起商人。大汉的商业也不是不行，商人也不是不多，靠从商而至富可敌国者，也不在少数，但却从来没有人能够靠卖书发家，只里面固然有制书不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那些读书人宁可自己去找书抄，也不会去买那些带了铜臭味的书籍，怕脏了自己的手。刘宇如果造书，虽然可能会赚点钱，但一旦那些读书人知道他竟然拿着圣人之言去赚取私利，那他可就真的要被天下的读书人骂死了。别的不说，刘宇的那个忘年交的大儒郑玄恐怕会第一个出来骂他。

所以，刘宇在心里清楚的很，书，可以造，但只能用作礼品，绝不能用来赚钱！这次进京，刘宇给那些较为正直的文臣准备的，就是一系列的礼品书。这部分礼品书中包括一乐（《乐经》）、二典（《尔雅》《孝经》）、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按理说，四书的划分是宋代的事情，是朱熹老大的功劳，不过刘宇也不客气，直接将其占为己有了。

除此之外，刘宇又将自己多年来多多少少努力回忆起来的一些程朱理学的学问，比如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等编辑成册，命名为《儒学新探》，也列在礼品书之中。倒不是刘宇自不量力，他在儒林之中虽然声名不显，但这本《儒学新探》的题记作者却是天下有名的郑玄。尽管只是一篇题记，但也足够让天下士人青睐这本书了，更何况在这个题记中，郑玄对刘宇这些理论大为褒奖，尤其是格物致知论，更是被郑玄推崇为开百年儒学未有之境界。

礼品清单在益州各部的悉心准备之下，终于有了一个有条理的单子，而刘宇在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也终于在益州众官的拜送下，离开成都，北返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