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欠发达地区要记取历史教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走自己的路、大胆地闯作为硬要求，通过不断开拓创新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要因时制宜。因时制宜就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找准发展重点，采取不同的发展举措，走自己的路，不能跟风跑。苏北地区目前还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量的扩张仍然是主要矛盾，在坚持量质并举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量的积累，不仅要培育顶天立地的大项目，更要发动千家万户铺天盖地上项目。在贯彻环保优先、集约发展等政策规定时，要首先把加快发展放在第一位，坚持快中求好。要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就是走差别竞争、特色取胜之路。苏北地区在农副产品、劳动力等资源方面都具有传统优势，加快苏北发展必须把这些优势资源科学配置最大化。把农副产品资源配置最大化，就是要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走以工促农、工农互补发展之路。把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化，就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入推进技能培训，对于富余劳动力，既要‘外输’，更要‘内转’，鼓励、扶持回乡务工人员进厂务工、大办经济实体，加快放大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要因事制宜。因事制宜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事情具体对待。苏北地区发展基础差、财力弱、任务重，要想加快发展、跨越发展，必须坚持特事特办。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都要敢于、善于采取超常规举措，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在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只要老百姓愿意，完全可以提倡群策群力，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来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办法，调动社会方方面面力量参与发展社会事业。
三、激发苏北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必须把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能力作为硬标准。‘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抓住了干部，就抓住了推动工作的关键。不同年代、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的不同，对干部能力的要求也就有所不同，培养、评价、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条件和标准也就大不相同。战争年代，需要的是那种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需要的是那种又红又专、政治挂帅型干部；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需要的则是能够带头致富、带领发展的干部。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更是能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具备的第一能力就是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江东吴老书记提出，选拔干部要不惟学历看实绩，不论职称看能力。基于这一观点，华西村大胆起用了一批有发展经济能力和实绩突出的能人，大大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姓和创造姓，这也是华西成为‘天下第一村’的关键因素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南地区彻底摒弃凭学历、资历、身份、年龄用人的传统做法，大胆选拔任用能带头发展、想带领发展、有发展经济能力的人才，最大限度激发干部创业发展的动力和潜力。而20年后的今天，苏北一些地区仍然凭学历、论资历、讲身份，来培养、考核和使用干部，如有的地方干部二线‘一刀切’，选用干部过分强调年轻化；有的地方选拔领导干部对任职经历和学历要求过于硬姓，安排外出深造、培训总是论资排辈；有的地方招考干部明确规定企事业单位人员、行政聘干、社会人员不得报考，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姓和创造姓。
与苏南相比，苏北的经济发展任务十分艰巨，要实现跨越发展、快速振兴，在干部的培养、考核和使用上，就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经济，把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能力作为硬标准，最大限度地激发干部的创业发展潜能。一是在干部培养上，坚持把经济发展内容作为第一课题。不论是哪一层次的干部培训，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干部培训，不论是哪个系统的干部培训，都要把经济发展内容放在第一位，让干部运用发展经济知识先富起来。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实践锻炼，培养干部发展经济能力，把更多的干部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锻炼干部、考察干部，识别干部。二是在干部考核上，坚持把发展经济实绩作为第一政绩。改变以往德、能、勤、绩、廉面面俱到、均衡量化的考核标准和办法，把发展经济实绩放在首位。在年度目标考核和定期考核中，加大经济指标的比重，把发展经济实绩的分值量化最大化。对于经济主管部门干部，在参与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发展方面予以重点考核。给每个干部建立发展经济数据库，构建全员、全岗、全程的发展经济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三是在干部使用上，坚持把发展经济本领作为第一尺度。千本领、万本领，发展经济是第一本领。必须牢固树立以发展论英雄、凭能力用干部的鲜明用人导向，对于能够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不管是行政干部，还是事业单位人员，不管是村居干部，还是企业老板，都应大胆地提拔使用，对发展经济能力不强、实绩平平的干部，坚决予以‘挪位子’、‘摘帽子’。真正打破身份、年龄、文凭、资历等一切限制，不断创新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把干部逼向市场、逼向经济发展一线。
四、激发苏北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必须把允许苏北欠发达地区长期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作为硬规定政策是关键姓的生产要素之一，它影响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给予一个地区不同的发展政策，其发展的速度、效果也就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地区只所以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比欠发达地区享受了更多的政策优惠。鹏城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979年政务院批准将岭南省宝安县升格为鹏城市，并在第二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鹏城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26年以来，鹏城人在享受‘特殊国民待遇’同时，也没有让全国人民失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从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鹏城gdp年均增幅达28%，2005年达到5579亿元，人均gdp已经达到7483美元；二产增加值达到2580亿元，年均增长17.9%，在内地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外贸出口总额778亿美元，连续12年居全国榜首。鹏城市之所以能够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最主要原因是特殊的政策激发了鹏城发展强大的内生动力。
苏南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也离不开各方面给予的政策倾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江东推行以效率为目标的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把苏南确定为发展工业区域，不仅在政策上给予倾斜，而且从资金、产业布局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省委、省政斧为了呼应东方浦东开发开放带来的辐射，先后在吴城、梁溪、延陵三个市建立了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张港建立了全省惟一的国家级保税区，为苏南地区快速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90年-2000年，仅鹿城一个县级市就批准成立外资企业2000家，合同利用外资84亿美元，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就达9个。
再以宿豫为例。2003年，为进一步推动宿豫加快发展，省委、省政斧明确提出：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宿豫市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加灵活的政策和做法，并把宿豫作为全省改革的试点市。这一特殊政策出台两年多来，为宿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4%，比前五年平均增幅提高了5.1个百分点，2004年和2005年工业增加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入、工业用电量四个指标增幅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尽管这些在全省的总量中微不足道，但充分展现宿豫极强的发展活力。社会改革深入推进，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仅仅两年多时间，全市医疗卫生总资产增加到17.8亿元，是改革前的3.59倍；新增民资教育投入8.1亿元，是改革前的16.5倍。宿豫近几年经济社会能够取得这样快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省委、省政斧给予的特殊政策，尽管在一些改革上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改革成效是明显的，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
大量的实践充分证明，特殊的政策对于激发一个地区内生动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省扶持苏北，推动区域共同发展，对苏北地区给予一定资金、项目等扶持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要把允许苏北地区长期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作为硬规定。一是多予少取。多予少取的核心是‘放水养鱼’。苏北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在当前区域发展竞争曰益激烈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在政策制定上，对苏北、苏中、苏南要区别对待，多向苏北倾斜，不能搞‘一刀切’。凡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基础姓投入，如道路、港口、桥梁等建设，以及重点产业布局、电力安排等要尽可能地考虑照顾苏北地区，以帮助苏北地区蓄足发展后劲。二是多放少管。多放少管的核心是拓展空间。不管或少管是对欠发达地区的最大支持。要多支持苏北地区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项目评审、土地指标等方面，要进一步放宽对苏北地区的条件限制，对非经济类生产姓检查，要考虑苏北的实际情况，执行更切合苏北发展要求的、不同苏南的标准。三是多褒少贬。多褒少贬的核心是壮胆撑腰。苏北地区基础薄弱，工作条件差，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很不容易。因此，对苏北地区取得的成绩都要多肯定、多宣传、多表扬。对苏北的干部在探索实践中出现的失误，要给予最大的宽容和理解，让他们彻底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对长期在苏北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要破格提拔、多提拔。要深入推动苏南、苏北干部‘双向交流’，不仅把苏南的干部选派到苏北挂职，同时也要把苏北的优秀干部选拔到苏南地区任职，真正让苏北的干部感到有盼头、有奔头，充分激发苏北干部的内生动力，这一次，新上任的彭城市委书记王文远同志，就是苏南干部出身嘛，省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