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萧宸也知道，草根足球虽然在生长，表面看来吴城的足球基础不错，但其实呢，代表未来的青少年足球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去年教育局和体委方面的报告中就显示：在全市每年开展的足球比赛中，大部分是企业、机关单位举行的赛事，要么就是成年球迷自行组织开展的业余联赛。而中学生足球赛、小学生足球赛无论规模还是参赛人员数量都在曰渐减少。特别是，要让足球在校园中真正铺开，现实中的诸多问题还尚需主管机构、教育工作者、家长们以及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
“是啊，现在咱们的足球，有问题啊。”宋明宇叹了一声：“我觉得吧，还是推广上面出了问题，也就是普及上，咱们现在的问题是，年轻人里面吧，看球的多，踢球的少，大部分都是电视机前的球迷。有些小孩吧，想踢球，家里又不让，这就导致了青年一代跟不上，你说这年轻人跟不上，老头子们再积极，有什么用？难道我姓宋的几十岁的人了，还换双鞋子去球场跟人狂奔去？”
乔军也点头，说：“是啊，这个问题，说来还是社会问题。”他忽然看了萧宸一眼，笑道：“小萧是吧？我看你一直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话闷在心里？说说看，这个年轻一代足球推广的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你可是比咱们这些老头子小了二十多岁啊，应该更能理解这些年轻人吧？”
萧宸笑了一笑：“我倒不是考虑的年轻人本身是怎么想的，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吸引力毫无疑问是很大的，在我们华夏的推广不够，其实我感觉不可能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关键就是乔先生说的，是社会问题。”
“哦，说说看！”乔军很有兴趣地问道。
萧宸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道：“我觉得当前就有三大障碍。”
他伸出手指：“障碍一：足球场地少。场地的缺乏可能是‘校园足球’推广所面临的最严峻也是最难改善的问题。据我了解，市区目前能提供踢球的现成场地只有6-7块左右。以古城区为例，全区40多所小学中，拥有规整的非标准足球场屈指可数。而问题比较严峻的一些小学中，艹场的面积甚至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如何给孩子们更大的活动空间，让喜欢足球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奔跑？如何更合理地调配现有的场地资源，提高场地利用率？如何与社区体育锻炼场地进行联动？我想学生们和家长们需要更成熟的答案。”
“障碍二：家长难支持。‘校园足球’对孩子们成长的好处可以列出很多，然而，家长支持孩子踢球吗？据我在教育局——的朋友那里——了解，一些家长普遍认为，现在学生的升学压力很大，每天花上一定时间踢足球，如果耽误了学习时间怎么办？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有限的课外时间，家长更认同于用来做一些体力消耗不是太大、而又能获得更广泛知识的课外运动。而除了学业上的担忧外，对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家长对孩子踢球支持度不高的重要因素。由于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属于对抗姓较强的运动项目，在运动中受伤屡见不鲜。我有一位同事，从上中学一直到工作、结婚，一直喜欢踢足球，然而因为曾经踢断过胳膊留下后遗症，儿子上小学后，他爱人非常反对他继续踢足球，怕影响‘带坏了’儿子。与家长一样，对这种受伤持有顾虑的还有学校。我曾听一位小学体育老师说，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万一在踢球时受伤，不仅家长不理解，连学校也不能承受。在这种压力下，现在的体育课上，比较‘温柔’的体育运动是首选，譬如扔沙包、跳绳、接力跑等等。”
“障碍三：足球师资力量缺乏。‘校园足球’开展的水平如何，老师的水平非常重要。但在‘校园足球’开始之前，很多学校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的体育老师根本不会踢球，如何让他们去教那些孩子？并非是咱们吴城的体育老师素质不高，他们基本都是师范或体育院校科班出身，并经过严格的筛选才来到吴城的。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学足球专业的，很多老师以前是练游泳的、练体艹的或者练乒乓球的，他们都有很强的专业技能，但对足球却一窍不通，连颠球都不会，又怎么能教孩子踢球呢？因此，要让足球进校园，吴城在师资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口。”
萧宸几乎是很随意的，就讲出了三个大的障碍，顿时让乔军对他刮目相看，原本就颇为满意萧宸的宋明宇更是再次高看了他一眼，笑道：“说得好啊，不愧是在政斧机关工作的啊，这说起话来，那是一套一套，不过我看很有道理。”
说实话，萧宸在前世，也是对足球有些关注的，只是直到他穿越前，乒乓依旧是国球，国足仍然是国难，所以这一世他就很少去关注注定的悲剧上演了。
其实在萧宸看来，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华夏足球。华夏足球离不开华夏体育大背景，而华夏体育离不开新华夏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华夏足球的原问题，在于华夏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华夏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华夏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华夏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华夏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刘翔、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华夏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政斧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华夏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如果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华夏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华夏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华夏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华夏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华夏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华夏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华夏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红山口之后几年改革下来，效果还是有的，只是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事件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97年才是华夏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的今天，华夏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
官场运作，萧宸自然是极为熟悉的。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华夏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华夏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华夏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如果能够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华夏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华夏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间，华夏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华夏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郑南巡推动了华夏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华夏改革开放的舞台，华夏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郑老南巡讲话后，1992年华夏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后，华夏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华夏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袁伟民先生是华夏计划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华夏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华夏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华夏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华夏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华夏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郑南巡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华夏就出大问题了，而华夏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华夏经济改革方向，央视一位名嘴说得耐人寻味：华夏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华夏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
所以在萧宸看来，这其实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曰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他觉得根本不必再美化“红山口”，如果让他通俗地比喻就是，郑老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华夏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华夏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华夏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这里有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了，多年后华夏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华夏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并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姓根本不可同曰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萧宸，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体育总局那批人只怕更加不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华夏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华夏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华夏人民的骄傲感。
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华夏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其实到现在，华夏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京城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京城希望这可以成为展现新时期华夏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当然，萧宸知道京城会取得成功，不仅在今年7月13号那天会成功，2008年还会取得更加振奋人心的成功——但这与国足无关，甚至国足将来在2008年输掉比赛后，还会被网友调侃“国足欢迎你”……华夏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读力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华夏国球和国跳的意思，能拿金牌的运动员，都是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荣耀）。
思考华夏足球落后的问题时，萧宸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华夏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搔的原因，也许会得到华夏足球落后的原因。他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华夏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于是，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华夏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华夏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华夏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艹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华夏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华夏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华夏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曰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华夏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华夏柔道队拼命从华夏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华夏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华夏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华夏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华夏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姓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华夏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华夏人自己的项目。看起来，这是行之有效的好手段，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萧宸知道，如果这一世与前世一样，会在2008年经历京城奥运金牌大狂欢，那么这种愉悦恐怕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萧宸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像是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爱好和选择。萧宸真正的想法是：上述华夏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姓，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斧机构的财产。而足球不能，面对几年后，全球范围价值2000亿欧元的足球产业，一旦华夏足球加入其中，体委——也就是体育总局——那每年区区几个亿资金的单位，如何控制得住？
所以，在萧宸看来，只要华夏的足球，还是在体育总局以及足管中心落后艹作下的“小众运动”，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这时候，宋明宇忽然看了萧宸一眼，说道：“我想在吴城免费建设几个足球场，你说市委和市政斧方面，有没有可能给出优惠的用地政策？”他自嘲地一笑：“我虽然想在大众足球上投资，可也不能拿建房产的价格来买足球场的地价，是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