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北的保守不同，连湖北靖国军十分之一战斗力都不到的孙传芳的部队，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致平、杨化昭发起进攻，在同安一带一战而灭。急袭漳州、龙岩，扫平了福建。一些小势力纷纷依附。

九月，孙传芳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部队战斗力虽然不如张春，但是远超其他军阀，直接举兵进攻浙江皖系军阀。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通电讨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永祥的密谋，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吴佩孚任命孙传芳为闽浙联军总司令。

孙传芳挥师北上仙霞岭，卢永祥的张国威部高挂白白旗。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畏缩不前陈仪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部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后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卢永祥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全部为孙传芳收编。曹锟政府遂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与孙传芳的顺利相比，吴佩孚历次大战。有战斗力的部队损失殆尽，又没有时间获得补充，而且吴佩孚要保的是洛阳。曹锟只能依靠依附的小军阀作战。不过由于吴佩孚确实军力雄厚。双方出动的士兵虽然多，除了孙传芳是真打以外，其它的部队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问题出在了孙中山和冯玉祥身上。孙中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冯玉祥密谈，冯玉祥就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政策一出，与英美决裂。英美自然会对吴佩孚施加压力。冯玉祥的这种做法成了吴佩孚的心腹之患。

吴佩孚在北京坐镇，冯玉祥和张作霖都不敢轻举妄动。可是曹锟也对吴佩孚十分忌惮，想找借口把吴佩孚赶出北京城。

古北口大战。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部不战而退。吴佩孚疾驰山海关，率幕僚和卫兵赶赴前线，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直系大军稳住了阵脚。双方空军海军都上了。战争才真正打响。但是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鉴于孙中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北上，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并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吴佩孚还不知道后方突变，他正在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冯玉祥倒戈了。

吴佩孚只能撤军，但是大战在前，退兵是大忌，结果撤退途中被奉系四边出击，直系大败。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

之后冯玉祥部鹿钟麟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冯玉祥不得不撤出了北京。曹锟通电全国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是吴佩孚对他已经心灰意冷，吴佩孚与张作霖结拜为兄弟，以通敌之罪共同讨伐冯玉祥。

不过并没有推翻冯玉祥提出的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大计的口号。

孙中山因为平息广州商团发起的叛变而错过了北上的最佳时机，但是还是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

此时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他也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最后的一搏，所以坚持北上。

十一月，孙中山扶病乘船从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十二月到达北京。

直奉大战，顾明、刘英、毛石山、郭华、伍豪都赶到了仙女，每天对各地传来的电报进行汇总分析。

湖北拥有两个军，拥有完备的军工体系。而孙传芳仅凭两个半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拿下了两个省，如果不是北京局势诡谲，也许皖系军阀就彻底亡了。毛石山认为如果降低一些标准，逼和吴佩孚和孙传芳，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是不可能的。

张春问：“就算完成了统一大业，我们如何治理国家？”

几个人都默默不语。

“我佩服孙先生，因为他为了理想北上，可以连性命都不要。但是我还是要说，他的理想可能只能由我们来完成。还有，你们的目光不能盯住国内，你们的敌人不是国人，而是洋人。”

十一月，中共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努力和主张，希望达到平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