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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性国企”来说，因为产量指标达到就行，超额完成的奖励远不如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安全事故减分更是厉害，所以只要领导不是脑残，就绝不会为了增大产量或者降低成本而不必要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或者罔顾工人的生命安全。<－》

此外，因为原料的购进与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企业自己控制，因此客观上也令贪污**的现象从根本上受到了极大限制。举例来说，企业、乃至每个车间所需原料的量是事先算好了的，除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否则一旦有人贪污就会导致后果颇为严重的“产量不达标”，有哪个领导愿意背这个黑锅？而即便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赚到了一点差额，一般来说也不如直接以生产效率的提升向上级邀功获取表彰和奖励，尤其是因为科技创新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

而且因为“服务性国企”先天性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性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性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性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性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性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性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性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奶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奶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性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性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性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政府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政府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性”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性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性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性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性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性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自由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冲动。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