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医生！”

我回过头，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现在的我，面色苍白，双眼充满了血丝。一直号称大胆的我，没想到也会被吓成这样。事情已经过去20分钟了，我的心脏跳速还在120以上，双腿还是软弱无力。难道当法医的人都要面对这种不可能发生的诡异事件吗？

“您没事吧？”对面的这个女人看出了我的不正常，关心地问道。

“没……没事……请问，我们是不是见过？”她看上去似曾相识，可我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神来，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

“你不记得我了吗？”女人的眉宇间充满了忧郁，“我是小青华的妈妈啊！”

“啊！小青华！”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个长得非常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怎么样，现在小青华好了吧？”我回头看了看“省第一人民医院”的牌子，知道这句话显然问得毫无意义。

果真如此，我的话音刚落，对面的女人眼眶已经潮湿了：“那次手术后，没过两年，他的病就又复发了，没办法，只好来这个全省最好的医院治，但是医生说了，希望渺茫。”

这个女人30多岁，面容姣好，不像是已经有个6岁孩子的妈妈。但从她朴素的衣着可以看出，她现在的生活并不轻松。

小青华是我大学毕业实习阶段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个孩子。

我们的实习期，有大半年时间都是在医院的各个临床科室度过的，我的第一个科室就是脑外科，当时我正是小青华的床位医生。那时候他只有4岁，眼睛大大的，长得非常招人喜欢。所有的医生护士和同病房的病友们都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总是能逗大家开心，让一屋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但上天并没有厚待这个活泼爱笑的小男孩，小青华入院一周后，诊断结果出来了：脑癌。

看着爸爸妈妈天天以泪洗面，小青华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问妈妈：“我是不是要死了？不要紧的，下辈子我再来陪你，好不好？”一个4岁小男孩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我第一次上手术台，就是参加小青华的脑部手术。手术不仅要对小青华脑部的病灶进行切除，还要对他的脑室进行插管减压，也就是在他的脑室里插一根管子，直接通过皮下，连接到腹腔，然后通过一个阀门，将脑室内的积水抽取到腹腔。这手术很残忍，但出乎意料的是，小青华术后恢复得非常好，能蹦会跳，就是说话有一点儿障碍。我以为他得救了，可没有想到，死神再次纠缠上了他。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病复发，凶多吉少，但还是关心地问道：“省医的医生怎么说？”

“还要二次手术，不过想恢复，很难了……而且费用我们真的快撑不住了。”小青华的妈妈说着说着就要流下泪来。

“秦明，过来。”胡科长喊道。

“你在脑外科是吗？我忙完这个案子就过来看看小青华。坚强些，别急。”我安慰了小青华的妈妈一句，匆匆地向脑外科抢救室跑去。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在中国刑警学院念完了两年的双学士学位，来到了家乡所在省的省会城市——龙番市公安局参与实习工作。和其他的实习生相比，我的经验显然丰富很多。在这几个月里，我的带教老师是市局的法医科科长胡老师。

刑警学院的两年，对于身体素质不算好的我来说，简直是地狱般的日子。

刑警学院更注重警体课和法律课，这样正好弥补了我作为公安机关法医的缺点。虽然在散打馆我经常血洒衣襟，但也明白，只有在如此刻苦的训练之后，我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

所以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本来应该是心情最愉悦的时候。

国家公务员考试已经顺利通过，省厅对我的考察已经接近尾声，也就是说，实习期满、毕业论文答辩结束，我就可以成为省公安厅的一分子了。没有了就业的心理负担，我工作起来自然心情愉悦，也更加得心应手。

但是这一天，忽然得知小青华病情恶化的消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t应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胡科长指了指病床上的人说。

此时的我，因为受到小青华病情的影响，心情已经从之前的惊恐变成了沉重。看着胡科长和两个民警推着病人小跑着去了急诊ct室，我转身走进了脑外科的住院病房。

小青华是在一个六人间的病室里，这是省第一人民医院最低档的病房了，病房里充斥着一股纱布和酒精的味道，异常刺鼻。

“秦叔叔！”我刚走进门，就听见了小青华清脆的声音，“叔叔，你……你怎……怎么来了？”

可见，小青华的失语症状已经愈加严重了。我笑着走近他，抓住了他的小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青华的视神经被压迫，导致他的一侧眼球已经斜视，他的头发也已经脱落光了。可是我看出了他斜视的眼睛里绽放出的乐观和笑意，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奔涌而出。

“还好吗？”我调整了半天呼吸，憋出来这三个字。

“没……没关系，我不怕死的，叔……叔叔。”小青华的声音依然熟悉，但每一个字听起来都异常艰难。

“别乱说，你不会死的。”虽然他只是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个普通病人，但是任谁见到他那么坚强的孩子遭受这样的折磨，都会忍不住眼眶泛红，“乖，好好养病，叔叔回头再来看你啊。”我实在克制不住自己喉头的哽咽，告别了小青华，转身走出了病房。

门外，小青华的妈妈付玉正趴在丈夫吴敬丰的肩上痛哭，吴敬丰无助地看着天花板。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打破了这悲恸的气氛，问道。

“医生说，这次复发的位置在动脉旁边，手术会冒非常大的风险。现在正在保守治疗。”

“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道。

“费用太高了。我们已经卖光了值钱的东西，房子也卖了，快支撑不住了。而且，看到他放疗化疗后反应那么严重，吐得死去活来，我们……我们实在不忍心。”付玉说完，又开始痛哭起来。我毕竟是他们孩子之前的床位医生，他们对我是非常信任的。

那时候没有微博，没法为小青华倡议捐款，我只有摸出身上仅有的200元，塞在吴敬丰的手里，抹着眼泪离开了病房。

心很疼，对这可爱的男孩的遭遇，我竟然无能为力。

走到脑外科病房诊断室，我看见胡科长已经拿了ct片过来，在阅片灯上放好，和脑外科魏主任说着什么。我走了过去，看着这张ct片。胡科长不知道我遇见了熟人，还以为我躲哪儿抽烟去了，笑着问我：“怎么样，没给吓傻吧？看看这张片子吧，有什么问题？”

这种小儿科问题已经难不倒我了，我随口答道：“对冲伤。”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在刑警学院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之后，我的生物钟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于是早早起床，在市局的操场上跑了几圈，便来到了病理实验室，打开显微镜，开始观察几张组织病理学的切片。

看了两个小时，快到8点的时候，胡科长揉着惺忪的睡眼，走进了实验室。

“去你的宿舍不见人，估计你来这里了。不错，挺好学。”胡科长是一个40多岁的老帅哥，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成熟男人的气息。他在刑警支队的人气很高，被誉为集美貌、魅力与智慧于一身的人物。

“老师这么早起啊？”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差点儿没敬个礼。这是在刑警学院养成的职业病。

“8点了，还早啊？收拾收拾出发，宝河区发了起命案。”胡科长埋头整理起他的勘查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