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星期一
时钟刚刚报过4点,天开始黑了。现在本还不会回家,但我一边坐着写日志一边还是留意着他的汽车声。鞋盒放在我脚边的地板上,里面包裹这本日志的棉纸掉了出来。如果他回家的话我会把日志放进衣柜告诉他我一直在休息。这的确是说谎,不过也不是什么弥天大谎,而且想要为自己的日志内容保密没有什么错。我必须写下见到的、了解到的。但那并不表示我想让别人——不管是谁——读到它。
今天我跟纳什医生见面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他的书桌。他的身后是一个文件柜,柜顶放着一个塑料的大脑模型,从中间切开,像一个橙子一样分开。他问我进展得怎么样。
“还好吧。”我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今早醒来开始的几个小时是我可以清楚记得的唯一一段时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仿佛是初遇,虽然我知道那不是事实;接到了我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本日记本的事情。接着午饭后他来接我,驱车带我来到他的这个诊所。
“我写了日志。”我说,“在你打过电话以后。上周六。”
他似乎很高兴:“你觉得有点用吗?”
“我觉得是的。”我说。我告诉他我记起的回忆:派对里的女人、知道父亲病情的那一幕。我一边说话他一边做笔记。
“现在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他说,“今天早上醒来记得这些东西吗?”
我犹豫着。实情是我不记得,或只记得其中一些。今天早上我读了星期六的记录——读到了我和丈夫一起吃的早餐,还有国会山之行。它感觉和小说一样不真实,跟我毫无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节,试图把它在我的脑子里粘牢,修补好它,整个过程花了我不止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读着本告诉我的事情:我们是怎么相识怎么结婚怎么生活的,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那个女人——我的朋友。我不记得细节——不管是烟火派对,还是在屋顶跟她在一起、遇见一个叫基斯的人——但对她的记忆仍然存在,今早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周六的记录时,更多的细节浮现了。她活力四射的红头发、她偏爱的黑色衣服、打上装饰钉的皮带、猩红唇膏,还有她抽烟的模样——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现在回忆起了我们相识的那天晚上,是在一个笼罩着香雾的房间里,屋里满是口哨声、弹球机的“嘣嘣”声和点唱机尖细的声音。我问她要火,她给了我一根火柴,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并建议我加入她和她的朋友。我们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几乎全吐出来时,她抓着我的头发不让它掉进马桶里。“我想我们现在绝对是朋友了!” 当我勉强站稳的时候,她大笑着说,“我才不会为随便一个人这么做呢,知道吧?”
我谢了她,仿佛为了解释刚才做的事情,我没头没脑地告诉她我的父亲死了。“他妈的……”她说,她不再醉醺醺地发傻,而是迅速变得充满了同情心——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体现出这种转变,以后她又做过许多次——她带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吃着面包喝着黑咖啡,一直听着唱片,谈着我们的生活,直到天蒙蒙亮。
她的画在墙上和床尾堆得到处都是,素描册乱七八糟地散在房间里。“你是个艺术家?”我说,她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大学里。”她说。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正在学艺术。“当然最后我只能当个老师,不过人是要做梦的。对吧?”我笑了。“你呢?你学什么?”我告诉了她我学英文。“啊!”她说,“那你是想写小说呢还是教书呢?”她笑了,并非不友善,但我没有提到来这儿之前我还在房间里写的故事。“不知道。”我反而说,“我猜我跟你一样。”她又笑了,说:“好吧,敬我们!”我们用咖啡干杯,我感觉——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事情终于好起来了。
我想起了这一切,费尽心力地搜寻那个记忆的空洞,试图找到任何可能引发回忆的微小细节,这让我筋疲力尽。可是跟我的丈夫在一起的回忆呢?它们已经不见了。那些叙述连一点儿残留的记忆的火花都没有打燃,仿佛不仅国会山之行没有发生过,而且他告诉我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记得一些事情。”我对纳什医生说,“年轻时候的事情,昨天想起来的,它们还在,而且我可以记起更多的细节了。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我们昨天做过的事情。星期六发生的也不记得。我可以试着营造一个我在日记里描述过的场景,但我知道那不是记忆,我知道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他点了点头:“你还记得前天的什么事吗?记得任何一个你写下来的小细节吗?那天晚上,比如说?”
我想起了我记下的睡前的一幕。我意识到自己感到内疚,内疚的是尽管他善良体贴,我却没有办法回应我的丈夫。“不。”我说谎道,“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他要采取什么别的做法我才会想抱他在怀里,让他爱抚我?送花?巧克力?是不是每次他想做爱都需要来一个浪漫的开场,仿佛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了诱惑的大道对他是如何大门紧闭。他甚至没有办法放我们婚礼上一起跳的第一支舞曲,或者按我们第一次约会外出时吃的菜单重新摆上一遍,因为我不记得。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他的妻子;当他想发生关系时他不该不得不勾引我,仿佛我们刚刚第一次遇见。
但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我同意了他的要求,甚至想跟他做爱呢?有没有过我醒来时残留的记忆足够支撑欲望,因此心甘情愿的时候呢?
“我甚至不记得本。”我说,“今天早上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他点了点头:“你想记得吗?”
我几乎笑了起来。“当然!”我说,“我想记起我的过去。我想知道我是谁、跟谁结了婚。这些都是同一件事——”
“当然。”他说。他停顿了一下,把手肘搁在书桌上用手捂着脸,似乎在仔细考虑该说些什么或者怎么说,“你告诉我的事情很让人鼓舞,这表明记忆没有完全丧失,问题不在于存储,而在于读取。”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是说我的记忆在那儿,只是我没有办法触及它们?”
他笑了。“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他说,“的确就是那样。”
我感到又沮丧又心急:“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记起来更多东西?”
他向后仰,看着面前的文件。“上周,”他说,“在我给你日志的那天,你记下我给你看了你小时候的家的照片吗?我把它给你了,我想。”
“是的。”我说,“我记了。”
“看到那张照片之后,比起刚开始我没有给你看照片前问你以前住的地方,你似乎又记起了许多东西。”他停顿了一下。“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想看看如果给你一些你不记得的时期的照片会发生什么事。我想看看你能想起什么。”
我有点犹豫,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但这无疑是一条我必须走的路,别无选择。
“好吧。”我说。
“好!今天我们只看一张照片。”他从卷宗的背面取出一张照片,绕过书桌坐到我的身边,“在看照片之前,关于你的婚礼你还记得什么吗?”
我已经知道那儿什么也没有。就我而言,我和今早醒来睡在身边的那个男人的婚姻根本没有发生过。
“不。”我说,“没有。”
“你确定吗?”
我点点头。“是的。”
他把照片放在我前面的书桌上。“你是在这里结的婚。”他说着用手指敲敲它。相片上是一座教堂,小巧玲珑,有个矮矮的屋顶和一个小尖顶。全然陌生。
“想起了什么?”
我闭上眼睛努力清空脑海。看到了水。我的朋友。一个瓷砖铺的地面,黑白相间。没有别的了。
“不。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它。”
他看上去有点失望:“你确定吗?”
我又闭上了眼睛。黑暗。我努力回想我的婚礼当天,想象本和我,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结婚礼服站在教堂门前的草地上,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记忆。悲伤涌上了我的心头。跟所有新娘一样,我一定花了好几个星期策划我的婚礼,挑我的礼服、焦急地等待着改好尺寸,找好发型师,考虑怎么化妆。我想象自己苦苦地思考着菜单,挑选圣歌和鲜花,一直希望那天能够达到我高得不得了的期望。可是现在我却无法知道它是否满足了我的期望。它被夺走了,每一丝痕迹都被擦干净了。除了我嫁的男人,一切都没有留下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
他拿走了照片。“根据你早期进行的治疗的记录,你是在曼彻斯特结的婚。”他说,“那个教堂叫圣马可。这是一张最近的照片——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一张——但我想它现在的样子跟当时差不多。”
“我们没有婚礼的照片。”我说。这句话既是一个疑问,又是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丢了。显然丢在你家的火灾里了。”
我点点头。听他这么说似乎让这番话变得可信了,让它更加真实,仿佛他医生的身份令他的话比我丈夫的更具权威。
“我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在我的意外之前——”我说。
纳什博士看上去有些不自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跟他谈过让我失忆的那场意外。
“你知道你的失忆症是怎么引起的吗?”他说。
“是的。”我说,“那天我跟本谈过。他告诉了我一切,我记在日志里了。”
他点了点头:“你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说。事实是我不记得那场意外,因此它似乎并不真实。我所拥有的不过是它留下的结果、它把我变成的模样。“我觉得我应该恨那个对我做了这些的人。”我说,“尤其是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被抓到,没有因为让我变成这样而受到惩罚,没有为毁了我的生活付出代价。可奇怪的是我不恨,真的。我恨不起来。我无法想象他们的样子,就像他们甚至不存在一样。”
他流露出失望的表情。“你是这么想的吗?”他说,“你的生活被毁了?”
“是的。”过了一会儿我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他沉默了。“不是吗?”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他怎么做或说些什么。我猜我有点想让他告诉我我错得多么厉害,让他试图说服我我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但他没有,他只是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注意到他的一双眼睛是多么惊人。蓝色,带着灰色的斑点。
“我很抱歉,克丽丝。”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在尽我所能,而且我想我可以帮到你,真的。你必须相信这一点。”
“是的。”我说,“我相信。”
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在我们中间的书桌上。感觉沉甸甸的,温暖。他捏了捏我的手指,有那么一秒钟我感到尴尬,为他,也为我自己,但后来我看着他的脸,看见了悲伤的表情,随即意识到他的动作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在安慰一个年长的女人,仅此而已。
“对不起。”我说,“我要去洗手间。”
我回来时他已经冲上了咖啡,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小口喝着饮料。他似乎不愿意对上我的目光,转而翻起桌上的文件,狼狈地把它们叠在一起。起初我以为他对捏了我的手不好意思,但接着他抬起头说:“克丽丝。我想求你一些事。两件事,实际上是。”我点点头。“首先,我已经决定写下你的病例。它在这个领域非常不寻常,而且我认为把病例细节让医学界更多的人知道是真正有益的。你介意吗?”
我看着办公室书架上随意摆成堆的期刊。他是打算这样推进他的职业生涯吗,或者让其更加稳妥?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原因?有一会儿我想过告诉他我希望他不用我的故事,但最后我只是摇摇头说:“不介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