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某证实朱德富被打后，他很同情朱德富，他还为朱德富送过稀饭去医院看他，但朱德富吃不下去，很可怜的样子。

不但有这些人的证实，村上数十人还联名出具了相关证明，有的签名，有的盖私章，有的按指纹，纷纷替朱德富叫不平。

这一张联名的证明是村上的村民自发的为朱德富书写的，密密麻麻的盖满了私章、指纹和签字。

拿着这一章联名证明，我逐一进行了核实，对他们进行了补充的调查。

他们纷纷表示，张某、蒲某确实欺人太甚了，平时没有谁敢为朱德富说一句话，现在有我们在依法为朱德富主张合法权益，为他伸张正义，他们也愿意来帮助我们，出来说说公道话。

他们说，一般情况，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没有谁敢单独为为朱德富说句话，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敢站出来说话。

笔者是一位从中国农村走出来的草根律师，曾经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多年，对这些现象是见多不怪了，的确问题很严重。

在农村，一些只要稍微有一点社会背景的人，哪怕是家里人劳力好，他们都会欺负人。

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农村关系非常复杂，盘根错节，互相依靠，个别地方基层干部也是仗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独霸一方，自以为是，一手遮天。

不少争强好胜之徒便去拉拢他们，让他们撑腰。当他们犯了事，有人举报或控告，这些基层干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庇护，帮助，形成一道很强势的关系网。

在掌握了这些材料后，本着化解矛盾纠纷，宣传邻居和睦相处，以和为贵的精神，我们又专程找了张某了解情况，希望调处他们的关系，化解他们的矛盾。

张某认为朱德富也不对，也把他打伤了，不同意我们调解。不但如此，张某对我们也很不礼貌，大话连篇，趾高气昂的样子，说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关系，好像当官的全是他家的亲戚似的。

纠纷调解不成，我们就作为朱德富一方的代理人，代他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希望公安机关作为治安案件给予调查处理，替朱德富伸张正义，压制一下张某、蒲某的嚣张气焰。

但是，我们将有关证据材料提交到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认为这是民事纠纷，要求自己起诉，说他们这种邻居的小纠纷公安派出所管不过来。

同年6月12日，我们代理朱德富向县城所在地的城郊法庭起诉。

根据当时县法院的划分，他们的纠纷可以向城郊法庭起诉，也可以向区法庭起诉。

但是，朱德富家离城郊法庭较近，交通方便，而到区法庭交通不便，又隔着一条河。

所以，我们选择了城郊法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做为代理人住在县城，离城郊法庭更近、更方便。

7月7日，城郊法庭受理了此案，并发出开庭传票，定于7月24日上午8点30分开庭审理。当天，法庭便向被告方张某送达了开庭传票和诉状副本。

而且，该法庭安排的是一位在部队上转业回来的老法官办理此案，该法官与那位倚老卖老的法官都是**接见过几次的，当时属于正区级干部。

相比之下，这个老法官为人豁达，敢于坚持正义，他同样敢公然与法院院长对抗。

不过，他对抗的则是那些不公平的案件和事情。只要他承办的案件，他一心一意要秉公办理，遇到那些权贵给法院施加压力时，院长就会找他汇报案情，找他谈话。

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因此而枉法裁判。

正是这个原因，他这个**接见过的法官就没有那位倚老卖老的法官走运，那个法官可以当庭长，他却只能当副庭长。

虽然，他们都属于正区级干部，但是这一正一副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朱德富这个案件，很荣幸的分到这个法官手里承办，我们很高兴，认为这一下朱德富可以依法维权，找到说理**的地方了。

没想到的是，张某接到诉状后，于7月17日向县法院写了一份回避申请，认为该案应该移送到某区法庭审理，而且还认为朱德富与城郊法庭的个别人员有说不清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有人教他说的浑话了）。

张某的这一纸回避申请递到县法院分管民事案件的张副院长手里，不知他有没有过问案情，有没有调查，就马上挥笔签下：“此案转xx法庭审理”，画上大名。

张院长这个字一签，就意味着案件就得已送到那个倚老卖老的法官管辖的法庭，看来朱德富的维权道路出现屈折了。

对于张某提出的回避申请，我们也向县法院张副院长提交了申请，详细说明了案件事实，请求不宜移送到某区法庭审理，并如实的陈述了不应当移送的事实和理由。

但是，对于我们的申请，张副院长根本不予过问，没有任何作用，等于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