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二年的春季姗姗来迟，但谁都没有想到，一场恐怖的瘟疫瞬间席卷中原地区，尤其是司隶校尉部和豫、庐、荆三州，官民人等，成千上万地感染了疫病，死亡枕藉——史称“丁酉大疫”。

其实也不能说谁都没有想到，起码是勋对这场瘟疫是一直有所心理准备的，因为在原本的历史上，这场大瘟疫同时酿成了建安文学接近毁灭性的大灾难，所谓“建安七子”，除孔融、阮瑀早已去世外，其余五个——王粲、应玚、陈琳、刘桢、徐幹——均因疾疫而死。

可是他没有想到，并不仅仅这些文人墨客如同原本历史上一般，在本年陆续病逝，还另有两位故友，史书并未明确记载，竟然也因染疫而殁。

一个就是鲁肃鲁子敬，死在了彭蠡的长江水师都督任上；还有一个是司马朗司马伯达，死在度部尚书任上。

消息传来，是勋悲恸难禁——司马朗也就罢了，他与鲁肃、王粲都相交甚久、性情投契，虽然已经做好了他们按照原本历史发展，这一两年就要挂的心理准备，真等接到噩耗，怀想往日的交情，仍然忍不住哭倒在地。尤其他在很多年前，便已然用前世贫瘠的医学知识点拨过张仲景，教以瘟疫成因，以及防治之法了，其后也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尝试传播后世的卫生知识，本以为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瘟疫流行，逆转天命、人寿的，谁想仍然无法变更结果……

“此殆天意耶？天意竟不可违耶？！”

伤心之下，不禁又从天意联想到了人事。他苦心经营，为曹操构造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官僚体系，想要限制君权。尝试扭转“一治一乱”的宿命，可结果曹髦在崔琰的怂恿下，仅仅玩了一个小花样。就将外朝之权削弱，内廷涅槃重生。固然是勋在祭陵已毕。返京以后，用桓范之谋，逐步地将这些被剥夺的权柄重新收归外朝，假以时日，又可达成新的均衡态势，但他也不禁苦闷地想道：

曹髦尚未亲政，已有这般能量，一旦亲政之后。哪怕只有中人之资，亦恐难制也。想要政归内廷，还不是小皇帝一句话的事儿？身为人臣，对方随便出一招，自己就被迫要殚精竭虑地应对。君权自汉武用儒术后即逐渐神化，长时间抑压于臣权之上——即便傀儡君主，也多由外戚或阉宦代行其权，广义的君权始终不堕——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难道自己就真的无可扭转吗？

一切阻碍时代前进的渣滓，都终将为历史的车轮所碾碎；一切超越时代的思想。都终将被历史的大潮所淹没……难道自己终究不过是个王莽一般的空想家吗？那自己从前诸般努力，究竟又是为的何来？

还不如激流勇退，返回老家去当寓公算了。以自己国戚的身份、功臣的劳绩、大儒的名望，即便交卸权柄，只要不故意作死，应该也可安得善终吧。曹髦、崔琰若真想把自己往死里整，那就是与整个外戚集团、功臣集团、官僚集团为敌，换言之，将被孤立于整个统治阶级之外——除非那俩疯了，否则不会行此下策；除非那俩是天纵奇才甚至天生圣人，否则即有此心。亦无此能也。

我干嘛还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这座官僚大厦，不使稍有倾斜呢？就理论上而言。天下已然一统，也不再可能有什么司马氏“八王之乱”。就算“五胡乱华”终究无可避免，时间也会大大延后吧。百年之后事，与我何干？而就算相干，也不是靠我个人的力量便可彻底阻止的呀。

诸般纷扰，日夕袭来，是勋的精神状态直堕谷底，一连数日都阴沉着脸，并且寡言少语。在中书办公的时候，小吏稍有迟延或者过错，便易遭他怒目相视——以是勋如今的身份、地位，也不必要开口骂人，但只怒目而向，对方自然遍身觳觫，差一点儿就要屁滚尿流了。

倒是新任右仆射刘廙挺会做人，每当有小吏哭丧着脸从是勋面前退下，刘恭嗣若见到了，都会上去安慰一句：“令公亲近者适故，乃致言行失常。汝等勿怨，但勤劳本事即可。”

这一日王家摆设灵堂，是勋自须前往致祭，就灵前诵念悼文，不禁嚎啕痛哭。蔡昭姬携其二子侧跪还礼，同样是泣不成声，是勋见到她这般模样，只得一咬牙关，强收满腔悲恸，反过来安慰蔡琰。蔡琰哽咽着道：“仲宣无拳无勇，一介贫儒耳，多赖令公遮护，至列卿位。惜乎福薄，中年即殁，今二子尚幼，吾但觉前路茫茫，未知何所向也……”

是勋长叹一声：“吾视仲宣如弟也，不想弟去兄先……夫人如吾姊妹，二男如勋亲侄，必然照拂成年。夫人节哀，毋使仲宣于地下亦不得安也。”

吊祭完了，出得灵堂，登上马车，突然间耳旁传来人声，斜眼一瞥，原来是两名小吏正缩在墙角私语，貌似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只听其中一人道：“令公今日悼文，也止平平，哀意甚深，而文不侔也。”另一人道：“令公之诗，本过其文多矣，有何怪哉？”